北京辽宁企业商会
Beijing Liaoning Enterprise Chamber of Commerce

君子,中国人的人格理想
 

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这个问题,既带有历史性、现实性,又带有理想性。


显然,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。我可以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。


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,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,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,但我们读完长长的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就会发现,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。那就是,他暗中固守的,仍然是西方的“圣徒人格”和“绅士人格”。




与“圣徒”和“绅士”不同,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,是“君子”。


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,其中衍伸最广、重叠最多、渗透最密的,莫过于“君子”。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
“君子”,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。世界上的民族,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。除了利玛窦的“圣徒人格”和“绅士人格”外,还有“骑士人格”、“灵修人格”、“浪人人格”、“牛仔人格”等等。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,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,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。这是因为,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,各有自己的“故乡”。从神话开始,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,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、无意识的“原型”。


“君子”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,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、阐释、提升,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。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“君子”的人格原型,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。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,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,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“独尊”的地位。




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,揭示丑恶的“国民性”。看似深刻,但与儒家一比,层次就低得多了。儒家大师如林,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?但是,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,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。


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,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、集中、灌注、融合。“君子”两字包罗万象,非同小可。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,即可称之为“君子之道”。甚至,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。


对中国文化而言,有了君子,什么都有了;没有君子,什么都徒劳。这也就是说,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,沉淀一切,预示一切。任何文化,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。最好的遗嘱,莫过于理想的预示。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:做个君子。




做个君子,也就是做个最合格、最理想的中国人。我一直认为,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,是君子未死,人格未溃。中国文化的延续,是君子人格的延续;中国文化的刚健,是君子人格的刚健;中国文化的缺憾,是君子人格的缺憾;中国文化的更新,是君子人格的更新。


如果说,文化的最初踪影,是人的痕迹,那么,文化的最后结晶,是人的归属。